“天臨三年”，畢業季接近尾聲，論文查重降重生意又好好地賺了一筆。淘寶上一家論文查重店鋪月銷量已經超過6萬，但以“降重”為關鍵詞搜索，則顯示“沒有找到相關的寶貝”。與查重買賣已經成為普遍現象不同，降重服務處在更為隱蔽的角落。在某個以查重降重為業務的QQ群里，每天都有大量降重需求發布，由寫手接單進行人工降重。在整個查重降重產業鏈中，各型各色的人在法律規范邊緣打著擦邊球，各類糾紛也不斷發生。查重服務在“學術不端”的防范與助長角色之間反復橫跳，成了畢業的剛需，這場謎局里有太多漏洞，似乎誰也無法抽身出逃。

“撈偏門”的商機

自2019年演員翟天臨“不知知網”事件后，高校論文查重趨嚴，市面上的論文查重價格也水漲船高。淘寶店是論文產業鏈中距離學生最近的一環，而它背后還隱藏著眾多降重寫手、連接彼此的中介、查重貨源及平臺代理。

“施工設計3300字標紅，降到知網20%以下，千字35元”“新媒體降重，3000字標紅，千字40元，知網查重15%以下”……降重群里，等待降重的論文五花八門，價格不等。

在降重寫手小蔡眼里，論文查重就像高考要有模擬測試一樣。“因為翟天臨，論文查重變嚴了，需求增加了，這是一個趨勢，(現在)正是紅利時期。”

雖然商機就在眼前，但幾番媒體報道后，降重寫手許桐已經感受到行業氛圍的變化。“淘寶在嚴打，力度越來越大了。”他表示，除了淘寶店，還有很多一手單在工作室手里，干這行與其自己搞，不如加盟，能快速變現。

幾年前，許桐與人合開了一間工作室，業務內容除了畢業論文降重、代寫，還負責期刊論文代投等。“灰色地帶，民不舉官不究”是這個行業對自己的認知。雖然想開工作室的不少，但怎么在這個灰色地帶里游刃有余，許桐比別人更有經驗。

比如工作室注冊，他講起了生意經：“注冊個文化傳媒公司就行，這不算是違規經營。業務就弄IP孵化這些。我們有線上寫手和坐班寫手，一般這種合同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因為本身干的就有撈偏門的嫌疑，所以我的工作室還有正規業務，能錄保險。”

在降重QQ群里，北京商報記者看到，由于行業本身不合規，學生、寫手、中介時時處在彼此防備和扯皮中。許桐有一個公眾號，專門在發生糾紛時發布買家的論文內容，以此為威脅，屢試不爽。

聯系買方所在的學校，也是寫手與買家互撕時的一大砝碼。有寫手在群里曝出，自己在6月初接了一單，要求將論文從95%降重到20%以下，但隨后買家說修改后的論文查重沒有低于20%，因此拒絕付款。寫手懷疑買家惡意詐騙，一通電話打到了對方學校教務處和導師手機，并在學校貼吧等公開平臺發布了學生信息。

在種種糾紛中，許桐的工作室也曾被買家舉報過，但由于相關法律不完善，他輕描淡寫地回憶道：“舉報了其實也沒啥，就是交了點罰款而已，反正當時一個月就賺回來了。”

高校成了貨源地

在論文查重降重產業鏈里，誰能拿到一手資源，誰就有了保本的底氣。所謂“資源”，主要是靠譜的論文查重渠道和名額。

在一個名為Paper880的查重系統平臺上，北京商報記者看到，它提供維普、萬方、知網等多種查重渠道。其中，知網本科版定價320元/篇，知網碩博版定價1400元/篇，代理均有100元左右的提成。

平臺代理伊先生告訴北京商報記者，除了知網，其他網站都有正規代理授權，可以查驗真偽。但由于知網并不對個人開放權限，因此，知網的貨源是和高校教務處老師合作而來。“比如高校一屆有200個人要畢業，但可能有400個查重指標，剩下的200個就可以賣了。不過，由于知網給不同學校的查重渠道帶有編碼，可以依據編碼查到是誰賣出的貨源，所以有一些老師會把編碼抹掉，這樣一來，有些知網查重渠道就無法驗證真偽了。”

盡管操作時小心翼翼，但高校教師售賣知網查重名額似乎已不是秘密。除了提供渠道鏈接，也有賣家直接請高校教師代查。代理江先生向北京商報記者推銷時說，“我們直接把論文發給高校老師，查完反饋結果，有碼驗證真偽。”中介吉吉也表示，“我朋友在高校機關上班，有高校知網正規的查重名額”。

高校為何成了查重名額的貨源地?這種銷售行為又是否合規?北京商報記者從負責學生事務的高校老師處了解到，購買查重軟件，一般由研究生院、教務處或圖書館申請，采購科按規定走采購流程。“也有些部門都不管，讓學生自己花錢上相關網站，查完打印提交結果。這樣社會有些機構或網站掙錢了，就可以抬高價格。”他說。

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綜合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員張家勇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教師倒賣查重名額的做法是不對的，利用學校經費購買的服務變成了私人收入，這與學校管理有關系，學校在這方面經費支出等應該有相應的監管”。鑒于查重的性質，他還建議，學術論文數據庫應該可以成為公共服務，國家要有專門數字化信息平臺收集匯總相關數字資源，作為最權威的系統，提供給高校。

對于賬號倒賣、盜用現象，6月16日，知網法務部也在CNKI科研誠信管理系統研究中心官網上發布公告予以回應，認為相關商業現象“嚴重干擾了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學術期刊編輯部、出版社、學會協會等合法使用機構對學術不端行為的管控遏制與審查審核作用”。并表示，“用戶如違反合同約定，向本單位以外人員提供檢測，應承擔違約責任，我公司將解除合同”。

規則不清滋生需求

一端是商家寫手混亂的交易，一端是高校教師暗暗參與，與這些“不可說”的商業往來相比，畢業生則將提前查重看得十分正常和必要。“前輩師兄師姐也建議我們自己先查。”劉同學是北京一高校文科專業的博士生，他告訴北京商報記者，今年他分別花費150元和290元在淘寶上買了兩次查重，“查完再送到學校基本就沒什么問題了”。

之所以提前查重成了必要之舉，是因為查重規則和算法難以捉摸。“查重的結果有時候不太準，明明是公共史料，別人引過，自己再引就難免被判重復。”劉同學說。

北京某綜合類高校新聞學專業的芮同學表示，其關于新聞學研究的論文被系統判定為與一篇腫瘤治療相關的醫學論文有重復，此外，在查重報告中，部分已引證的文獻也被判定為未引證。

論文查重作為學生畢業的硬性規定，實際上是用技術手段來對論文的重復和抄襲問題進行控制，體現了對學術嚴肅性的尊重和要求，但規則的模糊和不合理之處成為了困住學生的怪圈。

標注的引文被認定為抄襲，學生也會想出新對策，通過同義替換、打亂結構規避檢測平臺的算法。論文審核中，以教師為主的學術評價和以檢測平臺為主的重復率判斷之間也不乏矛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王健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查重的初心是為了使論文能夠符合學術標準，但在實踐中反而導致文字表達不通順。這些外部技術手段和形式上的合規，嚴重地干擾了教師和研究人員真正的學術判斷”。

如今，知網是最多高校認可的論文學術不端檢測系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其龐大的論文庫。公開資料顯示，知網平臺簽下了8000余種期刊，獨家和唯一授權期刊達2300余種，實現核心期刊獨家占有率90%以上。至于其查重規則和算法是什么、是否有改進的空間、未來是否準備向個人開放，針對這些問題，北京商報記者向中國知網發去采訪函，針對本報的采訪提綱，截至發稿時，未得到知網方面的反饋。

防范抄襲偏移初心

“沒有翟天臨還有李天臨王天臨”，對于學術不端現象及其衍生出的市場，有人作出這樣的慨嘆。

事實上，自2009年起，我國高校開始陸續引進論文檢測系統，對研究生論文開展學術不端檢測，隨后檢測范圍逐漸擴大到了本科生。張家勇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在世紀之交，伴隨高校擴招，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要求一直存在。畢業論文也是對高等教育質量監管的重要切入點，隨著論文查重逐漸發展為高校的常規動作，的確對杜絕低質量粗制濫造的畢業論文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規則不清帶來的需求滋長，也讓這一市場變得格外復雜。在降重生意單里，有不少80%甚至90%以上重復率的論文，要求降至20%以下。毋庸諱言，除了保險起見，還有大量買家已經將查重降重當做了抄襲的得力助手，用它精準定位哪些抄襲容易被看出來，并改頭換面、掩人耳目。

這種并不合理的學術寫作現象的出現，或許還因為常規機制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完成畢業論文過程中，學生的直接負責人就是導師。但在北京一所重點大學任職的王老師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本科生在畢業論文中獲得的指導較少，是因為導師跟本科生并不存在非常強的聯系，而且導師也比較忙，指導的本科生又多，所以會出現指導不到位、形式大于內容的問題”。在他看來，如果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全程跟隨，進行很好的指導，以原創性為主，那查重問題不大。

仍讓王老師感到困擾的是，現在大量高校對于導師的考核并不以學生畢業程度為核心，更多還是考核導師的課題項目。“導師不重視指導論文，反而讓學生給自己干活，做項目做課題，就會本末倒置。”他說。

“抄襲的心魔高于設防的措施”，對于論文查重亂象，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作出這樣的評價。他認為，這類現象的治理進入了吊詭狀態，“不能只靠機器檢測，解決了論文作者的寫作態度和作風，查重軟件基本上就不需要了。這就像市面上賣假貨，造假的人精心設計，那再怎么去設計一個高水準高要求的防假的機器，也解決不了問題。高校、相關機構和個人都要承擔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