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國的特大城市，人們往往脫口而出“北上廣深”，這幾個城市除了大，也會讓很多人馬上想到戶口難落，但上周廣州發布了一份關于公開征求《廣州市差別化入戶市外遷入管理辦法》意見的通告，根據征求意見稿，同時滿足28周歲及以下、連續繳納社會保險滿12個月，全日制大專學歷等三個條件即可入戶廣州的七個非核心區。雖然是非核心區，但畢竟門檻不高就能進廣州，這個征求意見稿，隨即引發了熱議，加上前不久浙江的相關動作，入戶杭州核心區之外的城市已經變得非常尋常，這就讓人們在琢磨，這是新一輪搶人大戰的開始嗎？落戶開始變得容易的背后又是什么？《新聞周刊》本周視點關注：落戶與安家。
25歲的林俊彪，是廣州一電子音響公司負責調試設備的技能工人，2019年在廣州花都的專科學校畢業后，就在這家公司工作。
設備運維工程師 林俊彪：我大學專業學的是物聯網應用技術。剛開始實習就來到廣州寶龍了，寶龍這邊大型制造業跟我的專業對口， 我基本上在廣州一畢業，在附近就直接就業了。
(資料圖)
由于上學時大部分宅在校園內，所以對這座城市并沒有太多感情，然而畢業后的四年工作生活，讓他充分地了解到了這座城市，林俊彪喜歡上了這里。
雖然廣州的生活讓林俊彪覺得很舒適，但是由于公司每年5個解決戶口名額的限制，又到了家里催婚的年齡，在考慮到未來的生活后，他也只能決定年底回到老家廣東汕尾。
設備運維工程師 林俊彪：我們公司人多，幾千號人，（戶口）輪到我可能差不多40歲了。
廣州現有的入戶政策除學歷入戶、職稱入戶外，大部分人選擇的是積分落戶，但是因其45周歲以下，滿4年社保以及總分滿150分等系列要求，對于很多人來說，想達到要求并不容易。
本周一，林俊彪看到了一條關于差別化廣州入戶遷入征求意見的新聞，讓原本已對留在廣州不抱有希望的他，改變了想法。
設備運維工程師 林俊彪：我之前也是有看過，它的積分入戶，比如說那些年齡可以加分，學歷加分，再加上社保加分，還有一個公益時間的一個加分，那個很難。（差別化入戶征求意見）跟我這邊條件是符合的，肯定會去申請盡量去爭取到落地之后的政策。
《廣州市差別化入戶市外遷入管理辦法》中要求，滿足28周歲以下、連續繳納社會保險滿12個月、全日制大專學歷等三個條件，可以在廣州的七個區入戶。對于為何會將年齡設定為28周歲以下，降低學歷入戶門檻等，諸多區別于現行入戶標準要求，長期關注城市入戶政策的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石鼎對此有著自己的理解。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黃石鼎：社保交一年是屬于最基本的公共服務普及，這是一個方面。對于年齡的要求，廣州的平均年齡，對于中國整體的平均年齡來說廣州是偏年輕的。但是對于一個創新型城市來說，這個年齡結構還是偏大，需要進一步的降低平均年齡。
產業結構，人才的需求，是黃石鼎研究的主要方向，所以對于政府發布與其研究方向相同的相關政策，本周五，休假在家的他仍在持續梳理。對于此次差別化入戶管理法辦法，早在2020年就提出了，在此之后每年都有提出，2022年底，廣州市政府更是發布了《廣州市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行動方案》，在《方案》提到：“廣州要加大人口遷入戶制度改革創新，出臺實施差別化入戶政策”。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黃石鼎：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的人口，從去年開始有了下跌，經濟發展跟出生率是負相關的關系，經濟發展得越快，生育率就掉得越快。一個國家的未來是寄托在年輕人身上的，因為年輕人的減少，對一個國家，對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是有非常大的瓶頸。
黃石鼎關注到，2022年廣州常住人口迎來負增長。今年5月，廣州市人社局發布“2023年第一季度廣州需求大于求職‘最缺工’的30個職業排行”，其中其他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里，類似于林俊彪的技術工人，尤為短缺。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黃石鼎：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廣州一直是中國農民工最為集中的一個城市，也造就了廣州成為中國一流城市的（成果）。現在更多比較的是先進制造業和未來產業，這些產業最需要的人才，或者說主要的勞動力，肯定都是技能型人才，跟過去的農民工會有很大的區別。
對于廣州七區的入戶范圍固定，黃石鼎表示，是因為外圍城區承載著廣州市眾多傳統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對年輕勞動力特別是青年技能人才的需求較大。相較城市化率已達100%的中心城區，外圍城區有更大的承載能力。其更低的生活成本，也便于外地年輕人安家落戶。對人才的需求缺口，也能為年輕人提供較大成長空間。
落戶政策出臺，人就愿意來嗎？
在廣州，新的落戶政策出臺的背后，是廣州去年常住人口數同比減少了七萬多人。雖然2022年全國四大一線城市都面臨常住人口的負增長，但對于二十年來常住人口一直在增長的廣州來說實屬罕見。因此，這一次政策的調整，很多人分析說，廣州瞄準的是產業工人，因為廣州是制造業重鎮。而上周公布放寬落戶政策的浙江，目標是農業轉移人口，也就是進城務工人員，但是有了政策，人就愿意來嗎？還有哪些現實的考量？
農民工群體，為城市建設貢獻著汗水和青春，但他們當中，大多沒有獲得工作所在城市的戶籍。那么，如果一個城市放開落戶限制，會不會引發農民工群體的踴躍落戶？會不會引發農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帶著這樣的疑問，安徽農民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王萍，在安徽籍外出農民工中進行了一項抽樣調研，得出的結論讓她意想不到，只有六分之一的受訪者愿意在城市中落戶。
安徽農民工研究中心 阜陽師范大學副教授 王萍：至少從我們小樣本的分析來看，在知道這樣一個政策以后，農民工表達很強烈的落戶意愿的比例并不顯著。好幾個訪談對象，他們都說了一句話，他說城市再好，也不是俺的家。他大半輩子都在這個地方務工，但是還沒有很強烈說這個地方是我的家，要在這個地方生根成為新市民，還是覺得要回自己的家。
32歲的何海是一名來自安徽的打工者。在浙江湖州的這個物流園區工作了7年，他已經成為園區的安全經理，事業算是小有成就，但是由于暫時買不起房子，而且老家的就業機會也越來越多，他并沒有在湖州安家的打算。
安徽籍務工者 何海：我也想在這邊買房子，但是這邊的房價，暫時目前條件不允許，價格有點高，家里承受有限，而且老家與這邊經濟發展方面，建設方面都已經相差無幾，工資基本上已經持平了，準備在這邊再做幾年然后轉到老家去。
新一代農民工更看重發展，老一代農民工則更看重葉落歸根。王玉亮來自河南，年過五十的他，能在外打工的年頭所剩不多。老家的宅子，農田，老人，妻兒都在召喚即將年老的他返回故土。
河南籍務工者 王玉亮：要回老家，家里有老人、小孩都在，必定要回家。這個地方干不動了再說，只要能干繼續干，干不動了再回老家。
在城市定居，意味著更高的消費支出，也意味著更好的醫療教育水平，這對打工者當然也有很強的吸引力。在同事們中間，樊亞偉是少有的堅決希望落戶城市的幾個人之一，他落戶的主要目的是把孩子接到湖州上學。
河南籍務工者 樊亞偉：有了孩子之后，就想著能把孩子接到這里接受教育是最好的。當時的政策是不允許的，當時的政策必須要買房，實行積分制，從2013年來到現在一直在存錢，就是想在這里買套房子，然后把孩子接過來上學。
買房子和繳納社保，是外來務工者落戶湖州的兩種主要途徑，由于這兩條都不達標，樊亞偉一直沒有落戶。而在上周，浙江省公布放寬落戶的新政策，杭州市區除外，全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制度，落實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落戶，而且確保外地與本地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標準統一。盡管具體細則還未公布，但樊亞偉覺得，自己距離落戶不遠了。
這個近乎“零門檻”落戶的新政，為的正是吸引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村打工者舉家進城，從而提高城鎮化率。而針對不少打工者舍不得農村戶口的顧慮，浙江本次新政也提出，依法保障進城落戶農民的農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不得以退出上述權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
安徽農民工研究中心 阜陽師范大學副教授 王萍：村民的戶籍遷出去以后，他集體收益的身份權益是不被剝奪的，進行一個制度上的保障。上級如果有了規定的話，下面操作起來要把這個指標進一步細化，政策越具體，可能最后產生爭議和糾紛的問題，就會更少一些。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2年年末我國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1.3億人，顯然，他們是未來城市落戶的重要力量。然而，除了降低落戶門檻，提高他們落戶后的生活水平也同樣重要。買不起房子能申請公租房嗎？子女能享受好的教育資源嗎？年老后能發到退休金嗎？這方方面面，決定著農民工群體落戶的意愿度，也考驗著未來城鎮化率的含金量。
安徽農民工研究中心 阜陽師范大學副教授 王萍：農民工前期在城市是沒有參加社保基金的積累的，現在的一些地方，采取的是如果能夠繳滿15年養老保險的話，就等于參保15年，這種方式有一定的創新性，我能夠領取我的養老保障金，能夠解決一部分在老年以后的收入問題，能夠提高這個城市轉移人口的退休過以后的生活質量。
落戶政策調整背后 基本公共服務能否基本解決？
在中國人的老話里，常常說的是安家落戶，只有能安家才能考慮落戶，而這一次落戶政策先行了，門檻放寬，但很多人核心思考的問題還是安家，這其中包括教育，醫療，住房等諸多問題。而對于很多的中國父母來說，住房小一點，上班遠一點可能都能克服，只要孩子上學能夠得到最好的保障，那么，在落戶政策調整的背后，教育，醫療這些基本公共服務能不能基本解決？
今年以來，廣東、浙江等多地都對落戶政策進一步松綁。之所以東部地區落戶門檻的降低受到了普遍關注，是由于落戶意味著在當地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務資源。
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任勇：戶籍制度在最初制度設計的過程中，本質上附帶了很多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的內容，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的流動過程，所以在做這方面的改革使得這些到東部的經濟發達地方，來從事就業的、從事創業的（外來人口），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水平，避免戶籍成為他們就業、創業的障礙。
近年來各地的實踐中，雖然正逐步讓公共服務覆蓋到非戶籍常住人口，但覆蓋程度則有所不同。去年印發的《“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中，就對公共服務作了“基本”和“非基本”兩類的區分：基本公共服務如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等，需要推進均等化；非基本公共服務如普惠托育、高中教育等，則要擴大供給。
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任勇：基本的公共服務供給就最典型的教育來講，是義務教育。但是，除了基本的公共服務之外，還有一些非基本公共服務。非基本公共服務包括高中教育，不同的省份對應高考的難度是不一樣的，一定程度（需要）正視教育資源，尤其是非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不均衡的體現。
任勇認為，長遠來看，還需要各地在非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上，做到更加均衡合理。而在上周浙江出臺的落戶新政中，提出了探索建立，以流入地學籍和連續受教育年限為依據的中高考報考制度，同樣受到了關注。可以說，教育這一公共服務，成為不少人選擇落戶與否的重要因素。
同樣作為常住當地的非戶籍人口，孩子即將高考的家長對落戶的關注度，明顯高于孩子尚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家長。但即便義務教育是基本公共服務，需要做到均等化，當地也經歷過逐步完善的過程。
浙江湖州織里鎮，是位于長三角的一座服裝產業重鎮，吸引了35萬外來務工人員常住于此，但該小鎮的戶籍人口僅有10萬人，僅占常住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一，倘若僅按戶籍人口配置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那么將會有大量非戶籍常住人口無法得到保障。
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任勇：這個地方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是整體的一個倒掛，而這個迭變的過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比較好地處理了本地居民和新市民的關系，處理好兩者的服務供給的問題。
更多地考慮以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務資源，成為織里鎮努力的方向。在東部地區，類似的產業重鎮還有許多，外來人口常將大城市的郊區和周邊城鎮，作為其首個落腳點，如何完善好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務供給，成為人口流入地的必答題。但配建盡可能覆蓋到所有常住人口的公共資源，又考驗著財政投入的能力。
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任勇：因為公共服務本身實際上是資源的分配，如何分配資源既能夠使得本地的居民享受比較好的服務，同時能夠保證外地居民或者新市民享受基本的服務，這是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可能也考慮到地方的實際財政狀況，提供比較好的基本公共服務，使新市民更容易認同所在地，更容易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當地做貢獻，實現雙向的良性循環，這也是地方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
戶籍制度是過去年代留下來的一種人員管理方式，但隨著改革開放，人員開始大幅度的流動，戶籍所起到的阻礙作用已經越來越大，因此，戶籍制度改革一直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現在終于到了一線特大城市的門口。大勢所趨，戶籍改革當然會向更加開放和方便的目標前行。但在這個過程中，如何以人為本，讓流動的人員也能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如何讓城鄉人員都享有越來越公平的保障？是政府必須做好做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