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2年廣州統計公報出爐,四座一線城市最新人口數據均已公布。
截至2022年末,廣州常住人口為1873.41萬人,對比上年末數據,減少7.65萬人。根據此前深圳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末,深圳常住人口為1766.18萬人,相比2021年減少1.98萬人。
此外,2022年,上海人口減少13.54萬人,北京人口減少4.3萬人。這也意味著,四座一線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均出現負增長,合計減少約27.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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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深人口集體負增長,在社交媒體引發熱議。北京和上海前些年都在控制人口規模,人口負增長并不意外,倒是廣州和深圳,過去多年這兩座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全國最高,所以人口數據的上述變化頗為耐人尋味,很有拐點的意味。
對此一個直觀的解讀是,既然對外來人口最有吸引力的兩座城市,如今都出現人口負增長,那么有理由相信,全國層面人口負增長或許也已經漸成趨勢,并且在短時間內可能很難逆轉。
廣州和深圳人口出現負增長,有短期因素的影響,去年底疫情影響人口需求,大量務工人員提前返鄉,都會影響最終的數據表現。媒體報道也提到,近來廣州地鐵單日客流量創下新高,廣州對人口的吸引力逐步恢復,跨市人口繼續流入廣州的態勢顯現,常住人口規模回歸增長趨勢明顯。
不過,從長遠來看,廣深人口負增長也可謂是大勢所趨,一方面全國層面人口已經出現新的變化,人口大環境無法為人口增長提供支撐;二是,廣深人口增長乏力的跡象已經顯現,只是人口負增長更受關注罷了。
全國層面人口負增長的趨勢基本確立,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自1962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廣深對人口吸引力相對較大,人口負增長的趨勢會出現滯后的情況,但人口大環境的影響顯而易見,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出現增長乏力的情況,比如,深圳歷年人口增量已從最高峰時期的90多萬人,降至2021年不足5萬人。
既然大趨勢已經基本確立,就應該提前做好應對。人口負增長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為防范風險,就需要全面看待背后的問題。國家衛健委黨組去年發表在《求是》雜志的文章《譜寫新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提到目前面臨深刻而復雜的人口形勢,其中羅列了多個方面的問題。
除了明確“十四五”期間將進入負增長階段外,還提到生育水平持續走低、老齡化程度加深、家庭小型化、區域不平衡等。這些問題在不同地區可能會呈現出一定的差異,不過,各地都必須對新的人口形勢做好準備,針對上述問題給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比如,在鼓勵生育層面,近年各地都推出了相應的政策,全國層面實施更積極的生育政策,很多地方還以諸多社會福利保障政策刺激生育意愿,而在生育有關的公共服務方面,也在完善各種政策細節,致力于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
又比如在養老層面,探索完善多種政策,居家養老、社區養老、醫養結合等各種養老模式逐漸成熟。此外還推動個人養老金發展,鼓勵發展農村互助式養老服務等,這些努力都為今后的老齡化社會做足了準備。
可以說,應對人口負增長,公共政策層面早就未雨綢繆,盡管如此,接下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指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必須全面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要著眼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戰略安排,完善新時代人口發展戰略,認識、適應、引領人口發展新常態,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努力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加快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的關鍵詞,過去那種拼勞動力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經濟發展既要講究量的合理增長,更要注重質的有效提升。
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一個字的變化意味深長。人口負增長的考題擺在眼前,做著這份答卷,需要有緊迫感,也必然考驗各地的政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