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領域常態化強監管仍在延續。《經濟參考報》記者根據銀保監會公告統計，2020年4月1日至7月31日(以披露時間計，下同)各級銀保監系統對銀行業機構(不含個人，下同)累計開出罰單近700張，罰金金額逾2億元。其中百萬級罰單37張，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近乎翻倍。

值得注意是，在“嚴防資金空轉套利”的監管基調下，近期銀行低利率信貸資金違規“輸血”股市樓市罰單明顯增多，僅百萬級大額罰單中，銀行涉房、涉股貸款違規數量占比就超過三成。而在小微信貸扶持政策密集加碼的背景下，虛報涉農貸款、小微企業貸款數據也成為信貸套利新“重災區”。

百萬級大額罰單頻出

二季度以來，銀保監會層面披露罰單9張，地方銀保監局及銀保分局披露罰單數量680余張。

其中，銀保監會開出的9張罰單均為5月9日開出，六大國有銀行位列其中。從處罰原因看，六大行均涉及EAST系統數據質量及報送違規。其中，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均被罰沒270萬元，交通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郵儲銀行分別被罰沒260萬元、230萬元、230萬元和190萬元。業內人士認為，這也反映出監管部門加大了對數據監管的力度。

從處罰金額看，百萬級以上罰單多為數罪并罰。平安銀行北京分行因涉及“采取不正當手段發放貸款，個人貸款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領域、二手房按揭首付比例不符合規定”等因素被銀保監會開出777.22萬元罰單。南京銀行緊隨其后，因“同業投資資金違規用于支付土地出讓金;同業投資資金違規用于上市公司定向增發;同業投資資金違規用于土地儲備開發”等10余項原因被銀保監會江蘇監管局開出610萬元罰單。交通銀行廣西分行因“違規發放流動資金貸款用于收購本行不良資產”等原因被處以430萬元罰單。

從受罰機構看，中小銀行特別是農商行占據大額罰單“半壁江山”。例如深圳農商行因“流動資金貸款審查嚴重不盡職;貸前調查不盡職導致信貸資金被挪用于繳納土地出讓金”等原因被深圳銀保監局處以260萬元罰款。慈溪民生村鎮銀行因“有關業務內控管理不到位;關聯交易管理不到位”被寧波銀保監局罰210萬元。江蘇姜堰農商行、石嘴山銀行吳忠分行因“違規流轉信貸資產”分別被當地監管部門處以120萬元和100萬元罰款。

談及中小銀行罰單數量較多的原因，麻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詩強表示，盡管信貸是銀行的傳統業務，但各類機構信貸業務的開展情況有所不同。信貸管理涉及管理的制度、能力、經驗以及專業水平，由農村信用社改制而來的農商行在這些方面則顯得相對薄弱。

違規“輸血”股市樓市遭嚴查

從違規原因看，超五成罰單、逾60%罰金涉及信貸相關問題。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在當前政策支持小微企業貸款背景下，貸款利率處于歷史低位，而近期股市強勁走勢讓其中出現套利空間，因此今年來監管一直都在嚴查小微企業的經營貸投向問題，防范銀行利率較低的信貸資金違規進入股市、樓市，處罰也從嚴從重。

例如，銀保監會浙江監管局接連披露三則處罰信息顯示，因“貸款管理不審慎，貸款資金違規流入股市、房市”等原因，華夏銀行杭州分行、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以及中國農業銀行杭州分行分別被處罰60萬元、75萬元以及60萬元。因信貸資金被挪用于支付購買土地款項、信貸資金違規流入股市，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華分行被銀保監會金華監管分局處罰145萬元。同樣因房地產調控政策落實不到位、違規為房地產企業提供融資，中國銀行寧波市分行被銀保監會寧波銀保監局處罰90萬元。

據了解，由于當前信貸資金成本相對較低，二季度以來部分獲得信貸資金的企業和個人就在積極參與結構性存款套利，導致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大幅增高，在股市行情看漲之后，股市收益很容易覆蓋信貸資金成本，對資金的吸引力明顯更大。

“監管機構始終都在嚴格監管信貸資金違規進入股市，在股市行情火爆之際，監管的力度已經明顯加強，但貸后再進行資金用途干預并不容易。”天津某城商行信貸部經理表示。

王詩強表示，有套利需求的客戶往往存在多頭開戶，資金在多個賬戶間轉移，這就導致原放款銀行無法監督客戶資金流向。因此，銀行通過信貸客戶的支付流水、繳稅憑證(企業客戶)來判斷資金流向，但是要求客戶提交消費記錄或者支付流水，需要大量工作人員審核，工作量大，運營成本較高。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黃大智預計，對于信貸資金的監管未來仍將會持續，而且力度或繼續上升，針對金融機構的強監管，已經從此前抓重點、抓大案要案，轉變成了常態化。同時通過監管使資金能夠直達小微企業，從而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目標。

虛報小微貸款成新重災區

值得注意的是，除資金違規流入股市樓市等傳統監管重點外，伴隨經濟增長壓力凸顯，金融監管機構對銀行支持小微企業質效關注度明顯提升。截至目前，年內已有數十家銀行因虛報涉農貸款、小微企業貸款數據受到監管處罰，處罰頻率較往年顯著提升，已然成為信貸領域處罰新“重災區”。

多家銀行因相關業務被監管進行批量處罰。例如，江西九家農商行均因虛報涉農、小微企業貸款數據，分別被罰款30萬元，共計270萬元。

“為了支持實體經濟，年初以來政策對于小微企業的扶持不斷，由于各地罰單披露做出處罰日期通常有幾天至數月不等的延遲，所以近幾個月來相關罰單明顯增加。”王詩強表示，這種階段性特征也體現了監管因地制宜、審時度勢的特點。

對于“虛報數據”背后動因，中關村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認為，中小銀行承受一定指標考核壓力，包括金融監管指標和地方政府考核指標，比如“兩增兩控”等。同時，隨著近兩年大型銀行下沉服務重心，由于其在資金成本和網點方面具有優勢，對中小銀行服務小微企業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

在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劉澄看來，對于監管而言，除了將支持小微企業發展作為重要的政策目標外，還要根據小微企業經營的實際情況解決關鍵問題，比如，可適度放松對中小銀行的剛性約束，在擔保制度等方面適當給予一些政策扶持等。監管部門也應聯合其他有關部門形成政策合力，共同推進小微經濟的發展。(記者 向家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