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開局之年，我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率先打響復蘇開門紅。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復蘇，環比增速和兩年平均增長處于合理的區間。總體判斷，我國經濟正在從復蘇轉向常態化回歸的過程之中。”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表示。

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劉曉光看來，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實現恢復性增長，實際產出水平已基本回到長期增長趨勢線;生產供給持續高速增長，產業復蘇的短板領域加快補齊缺口;外貿外資延續強勁增長態勢，為內需復蘇爭取寶貴時間窗口;消費和投資實現恢復性增長，并不斷強化內需增長動力;企業績效、居民就業、政府收入全面改善，微觀基礎得到深度修復;宏觀經濟景氣程度顯著回升，市場預期和信心明顯改善。

展望下半年，隨著中國經濟內生動力進一步增強、常規性擴張政策效應的延后顯化、中長期發展戰略的布局和項目落地、全球疫情及經濟形勢的逐漸明朗，中國宏觀經濟有望加快完成常態化進程。與此同時，中國宏觀經濟常態化進程中仍面臨的內外部壓力，為下半年精準施策、確保常態化進程全面完成提供了指引。

“在經濟復蘇和基數效應的雙重作用下，2021年的宏觀指標會全面走高，我們預計上半年實際GDP增速會達到12.3%，全年實際GDP增速會達到8.8%。這不僅意味著強勁增長，同時也標志著中國經濟常態化進程的全面完成。”劉曉光表示。

構建新格局

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呈現了較快的增長。

比如一季度，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12.2%，是重要的增長支撐因素。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下，中國供應鏈所帶來的為全球疫情提供物資生產這個因素使中國出口大幅度上揚。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聯席主席，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看來，在國際形勢遇到困難時，我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也是個英明的決策，就是加強內循環，這個基礎之上來保證“雙循環”。

“雙循環和外循環不是新詞，在這特定時候加強內循環是有特定含義的，我們要加強底線思維，特別是在國際形勢大變局，特別是現在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重要講的是國際關系。這種大變局情況下，我們的內循環的核心，就是底線思維。從政策工具來看，我們也要研究，在不同的節點上針對什么樣的國內政策來應對。”毛振華表示。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看來，新發展格局不是簡單的“雙循環”，也不僅限于實現國民經濟暢通產業鏈、供應鏈的目的，其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新發展階段意味著我國已經處在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之上，在這個起點之上我們可以追求更高的發展目標。但更重要的方面是，這意味著我國的發展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變化，需要貫徹新發展理念。”高培勇表示。

在高培勇看來，以前我國的目標是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更加公平的發展，今天已經拓展為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新增了“更為安全”。

“在新發展階段堅持新發展理念要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把發展和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這是一個特點。”高培勇表示。

政策發力

在常態化進程中，劉曉光建議，在總體政策定位上，2021年依然需要保持相對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組合。擴大內需戰略需要向消費促進傾斜、向收入分配改革領域延伸，以改善中期預期和市場信心，完成與疫情救助政策的對接。

在王一鳴看來，進一步擴大內需戰略，要是從體制機制上來擴大消費需求的問題，釋放內需市場潛力，更重要的是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在增強科技自立自強能力，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推進數字化和綠色轉型等方面持續發力，來培育新的增長點，提升經濟內生增長的動力，為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財政政策方面，劉曉光建議，需要把握好節奏和力度，超常規積極財政政策需要先逐步向常規性積極財政政策轉變，然后才是逐步回歸中性。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意味著在關鍵核心技術、高新技術上的布局，在核心產業上進行國產替代的布局，以及在出口轉內銷等方面的一系列布局，都需要未來財稅改革的配合，需要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調整，以實現新戰略與傳統戰略的對接。

貨幣政策要把“穩杠桿”作為短期宏觀監管目標，2021年穩健的貨幣政策可以考慮金融成本持續下降與貨幣數量收縮相組合的模式進行定位。

“當前，應全面推進關鍵性領域的改革，推進結構性潛在增速的穩定和提升，包括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保持制造業水平比重能維持在合理水平等。”劉曉光表示。

在劉曉光看來，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通過及實施的第一年，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統領下，加強頂層設計，從中央層面優化調整現有的區域發展戰略以及區域發展規劃，加快十四五規劃項目實施和布局，發揮預期引領和跨周期調節作用。通過加快科技自立自強的布局、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布局、擴大內需戰略具體舉措的啟動，不僅有望改善市場主體預期，也有利于替代非常規刺激政策成為短期需求擴張的基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