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與國會就債務上限調整的談判，未能在美國總統與國會眾議院議長的面對面談判中破冰，市場聽到的是美國財長耶倫不斷催促的警告，以及美國評級機構惠譽的警示。

首先需要指出，美國主權債務違約的概率為零。所謂的“X日”基本是市場噪聲。因為這一旦發生，后果是當事雙方所無法承受的。

(資料圖片)

不過，美國的債務上限談判注定是一場持久戰，不排除這場博弈的持續時間超過2011年和2018年那兩次，目前債務上限談判處于亮牌階段。

這是因為，這次債務上限博弈是在美國兩黨立場極化下進行的，其注定了談判的艱難程度。一方面，美國共和黨的財政保守思想比以往更為突出，做大蛋糕是其最大政治資本，而這需要低稅收、低監管環境；另一方面，對擅長分配蛋糕的美國民主黨而言，隨著選舉年的到來，一旦財政支出上受到嚴格束縛，將沖擊選民對其的支持力度。

這意味著這次債務上限博弈，是美國2024年總統選舉的預熱，不窮盡所有能事，任何一方都不會輕易放棄。何況，即便雙方取得突破，要在6月1日前完成國會流程，也并不現實。

目前美國兩黨在債務上限談判上還沒有施展出各自的財技，在不觸碰違約風險的前提下，兩黨展開持續博弈的工具箱還沒真正啟動。最為典型的就是財長耶倫表示，拜登政府并沒有為違約事件做好準備。

從博弈論上看，這明顯是給共和黨送分，因為這種表達的言外之意是，拜登政府在避免債務違約上還有選擇，因此耶倫針對債務上限談判發出的不是足信威懾。

事實上，美國政府和國會可以選擇更多辦法，既避免債務違約又促進各自主張的充分表達。如美國國會可通過臨時支付議案，拉長債務上限博弈周期，使拜登政府在余下的執政期間始終受困于財政困頓，美國政府也可通過調整支出優先序列，甚至選擇聯邦政府非必要部門暫時關閉等，與國會展開充分博弈。

為此，一旦這場債務上限的極限博弈變成一個曠日持久的拉扯，那么對投資者來說，最需做好準備的是美元荒的持續沖擊，及為此導致全球風險資產的定價重估。

債務上限談判與美元荒的傳導邏輯大致在于，久拖不決的債務上限談判抬高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的同時，壓低市場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使投資者更愿降低風險資產的投資比重，以避免市場受債務上限談判的噪聲干擾，而這將比美聯儲加息等更容易帶來全球美元的流動性緊縮，并抬高美元指數。

這至少會觸發全球金融市場的兩大風險隱患：一是美元荒沖擊及風險資產的估值重構，一是匯率風險。最新6月1日到期的美債收益率漲穿7%，表面上看是投資者擔心違約風險而出現的短期美債拋售，其實是美元荒及風險資產價值重估的一個直觀沖擊，畢竟行為金融學認為，人們面對盈利時厭惡風險，面對虧損時偏好風險。即應對美元荒，不論是機構投資者還是個人投資者，都不愿承認失敗，以降低對風險資產的敞口風險；最新非美元的走弱，反映市場投資者為應對美元流動性緊縮，而儲備美元現金和現金等價物，改善其美元流動性。

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美債上限談判是一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極限博弈，我們可猜中結果，但無法描述過程，而對市場來說，博弈過程本質是金融市場價格發現和風險管控的過程。為此，金融領域應想好應對美元荒的有效途徑，比如減少風險資產的投資比重、避免幣種的跨期配置風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