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變遷下，古老文明如何在新時代煥發出新活力？文化遺產又當如何實現可持續傳承？6月13日，在中國第20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即將到來之際，“聯動與共享——世界文化遺產創新發展對話”活動在杭州舉行。活動上，四位深耕世界文化遺產申遺與保護一線的專家圍桌探討，如何讓申遺“進行時”的項目汲取“完成時”的經驗，進而更好地邁向文明的“將來時”。

圖為圓桌對話現場。主辦方供圖

　“完成時”的箴言：西湖申遺的三重密碼

杭州市園林文物局原副局長、浙江省文物保護利用協會副會長卓軍，親歷了西湖文化景觀、中國大運河(杭州段)、良渚古城遺址三大遺產的申遺全程。面對正在申遺路上的同行者，他毫無保留地分享了從西湖申遺中淬煉出的“三重密碼”。

“首先，人不在多，貴在精干。”卓軍強調，西湖申遺的核心團隊不過三五人，卻高效運轉。其次必須“找對路子”，這包括“外交”與“內功”并重。對外要善用平臺爭取關注與專家支持；對內則需苦練內功，精準定位遺產價值。其舉例道，西湖從最初模糊的“自然文化雙遺產”目標，最終聚焦為“文化遺產”中的“文化景觀”，定位“東方文化名湖”，正是找準方向的范例。

“寫好本子”是第三重關鍵。卓軍指出，申遺文本必須精準對標世界文化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和六條評估標準，提煉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要素。西湖最終從數百處文化史跡中僅精選14處，以少勝多，構建起相互支撐的遺產價值體系。而實物證據的支撐更不可或缺，譬如錢塘門遺址的考古發現，為印證西湖“城湖關系”的真實性提供了鐵證。

6月6日，浙江杭州西湖，晚霞映紅天空，美不勝收。　中新社記者 王剛 攝

“進行時”的探索：三大項目的價值重構

在申遺征途上跋涉的專家們，則在挖掘和闡釋各自遺產獨特價值的道路上不斷求索。

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云翱肩負著“中國明清城墻”聯合申遺文本起草的重任。他帶著一本厚厚的《中國古城墻遺址》文本第一稿來到現場，面對“城墻為何能申遺”的質疑，賀云翱坦言，自己帶領團隊歷時五年，調研全國50處古城墻，從中華文明特質中找到了答案：城墻是中華禮制文明與古代國家治理體系的物化象征，貫穿6000余年文明史。

在賀云翱看來，現存16座明清城墻構成的完整序列，展現了從都城到縣城的金字塔結構，以及北方遵循儒家思想的規整布局和南方崇尚道家理念的自由形態的對比，成為東方文明的獨特見證。

浙江省古建筑設計研究院院長、浙江省文物保護利用協會副會長盧遠征則聚焦于“錢塘江海塘·潮文化景觀”。這項工程始于唐代，清代成為國家工程，凝聚了中國人“向海而生”的智慧。其價值不僅在于浩大的工程本身，更在于它是自然力(涌潮)與人類智慧(海塘)共同塑造的文化景觀。

從土塘、柴塘到魚鱗石塘的技術演變，尤其錢塘江口特有的“梅花樁”地基處理法，無不體現古人對抗自然偉力的精巧構思。海塘也深刻影響了杭州等城市的格局與發展，是理解人地關系的絕妙切口。

“上山文化遺址群”發現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蔣樂平盡管沒有直接參與申遺過程，卻以考古者的身份揭示了萬年前稻作文明起源的密碼。據其介紹，上山文化提供了目前東亞地區稻作農業起源最完整的證據鏈，包括栽培、收割、加工到食用的全過程實證。

“更獨特的是，它展現了農業定居的上山模式——定居與農業幾乎同步發生，區別于世界其他地區先定居后農業或先農業后定居的模式。”蔣樂平進而表示，早期環壕聚落的出現，以及木構建筑的遺跡，共同描繪出中華文明早期形態的獨特圖景，亦成為“中華文明的萬年奠基”。

圖為位于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的上山考古遺址公園外景。　董易鑫 攝

冷思考：遺產保護拒絕功利與短視

當文化遺產成為炙手可熱的文化名片，四位專家不約而同發出了警醒之聲。

“我最反感‘保護是為了利用’的說法。”卓軍說道，“任何利用都必須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文化。”

賀云翱亦呼吁摒棄短視思維，以“長期主義”精神對待遺產。“世界遺產理念蘊含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方向。在數字化時代，文化遺產將為人類未來發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價值，這需要深刻理解萬年文明的發展規律。”

盧遠征也表示反對申遺中的功利心態。“申遺是目標，但路上的風景更珍貴。保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是根本目的。成功者終究是少數，以平常心做好保護才是正途。”

蔣樂平則從考古學家的本真出發，強調對遺產價值的深刻理解是保護利用的基石。

在這場跨越申遺全周期的對話中，“保護”始終是最高頻的詞匯。無論是“利用服從于保護”的呼吁，還是“長期主義”“平常心”“價值認知”等關鍵詞，都指向同一個核心——申遺絕非終點，而是以國際標準強化保護的新起點。而歷史與未來的對話，正在文明的接力中回響不絕。(完)